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，1913年应该把1911年和1912年两个时间段里的好的方面进一步发扬，结出一个更好的果实，因为当时按照临时约法的时间表是一年左右制出宪法，然后组建内阁，这两块安定之后，1912年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矛盾应该在这个新的框架下来解决。在这个时候，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事件，就是宋教仁遇刺了，民国的社会政治演变就面临着一个关口。这对当时中国的现代政治的参与者，尤其是参与者中的担当者，提出了重大的考验。宋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，包含了司法和政治的双重意义。如何处理宋案，这是考察这个时段里政治成熟与否的一个标志。谁是凶手，我们暂且不去深究，每一种推断也有一定的理由。我觉不可能追求一种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司法正义。当一个事件对当时的政治和法律产生重大影响，甚至对现代国家的构建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，那么如何解决，则是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，现在关于宋案有各种解读，谁是元凶，其实并不重要。[详细]